人工流產，是許多女性人生中無法言說的一章，許多故事，被藏得太深太久，連最親密的人也從未得知，也鮮少成為創作的主題。因此，當游擊文化2023年買下《她們的選擇：關於人工流產，作家們想說》繁中版權，同時想製作一本「台灣版別冊」以補足該書缺少的台灣案例，邀吳曉樂推薦可收錄哪些作品時，她想了又想，只想到胡淑雯2006年的小說〈墮胎者〉，基於一股不甘心，原本輕薄短小的別冊計畫，在吳曉樂的統籌主編下，擴展成文學形式多元、內容扎實厚重的專書《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》。
一開始，吳曉樂就希望不只是收錄作品，還要納入人工流產經驗者的訪談，身邊不少友人都訝異極了。有人直言：「一定做不起來。」沒想到，徵求受訪者的問卷一釋出，竟收到兩百多則回應。「很多人不只是勾選選項，還在最後備註欄寫了好多話。就算有人最終沒被選為受訪者，仍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被知道。那份熱切，不只是大家想講，也包括大家想找一個可以說的人。」這是一種對吳曉樂、對游擊文化的信任。吳曉樂說，「我們沒有什麼爺爺的名聲可以賭，但我們願意賭上自己的名聲，好好處理這些故事。」
她們的選擇：關於人工流產，作家們想說
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：台灣首部人工流產文集
巧的是，找上作家張嘉真、徐珮芬與鄧九雲，她們第一時間的回信都是肯定的，其中徐珮芬甚至表示：「這個題目我想寫很久了。」
創作者陣容到齊了，新難題仍接踵而至。鄧九雲寫的是一齣獨幕劇，原本是為了讓不習慣閱讀文字的觀眾，有機會接觸這個議題；然而鄧九雲提醒，劇本與書中其他文類並置時，整體閱讀的節奏與完整性可能會出現落差，讓讀者感覺有些跳脫。吳曉樂說，「既然劇作家提出的是一個無法忽視的顧慮，那麼，讀劇會就非辦不可了。」
因此，書出版後也要辦一場讀劇售票演出。原本已經分身乏術的編輯團隊，根本難以負荷劇場籌備與行政作業。所幸，有行銷企劃夥伴詩韻即時加入團隊。從前總是蒙著頭寫作的吳曉樂笑說，「在這次歷練後，我覺得自己好像變成青年創業家。」
即便是她擅長的書寫，也在這次遭遇重挫，「我寫的第一版訪談，被出版社打槍到血肉模糊。」吳曉樂說，「訪談過程中，受訪者會談到家庭的問題、伴侶的對待，甚至是自己沒得到媽媽的愛。現代人或許知道『母愛創傷』、『情緒勒索』這些詞，但有些人講不出來，而這些情緒與委屈，最終都在傾訴『人工流產』的回憶時傾瀉而出，有些受訪者會突然崩潰大哭。我常常會愣在現場，想著：我現在該扮演什麼角色？」
讓吳曉樂最震驚、意外的，是在問卷備註欄寫著「在密醫那裡做人工流產」的妮婭。
年僅二十多歲的妮婭，怎麼會跟「密醫」這個古老辭彙有關？吳曉樂好奇詢問妮婭：從14歲在學校學到性教育，到進行人工流產的時間差為何？妮婭回答，「沒有『中間』的時間點。」因為她在14歲時被補習班老師性侵。
那是一場初秋在高雄進行的訪談，咖啡店裡冷氣再涼，也能感覺到秋老虎的威力，但吳曉樂的腦袋瞬間當機，「我想著完了完了、我毫無心理準備，該如何在不造成負擔的情況下拋出問題？」也有其他受訪者註明人工流產是因為被性侵，而妮婭是到了現場才告知。吳曉樂先坦承自己不知所措的心情，原本話少的妮婭自然地繼續說了下去，讓訪談順利進行。
吳曉樂說，「讓我感到難過的是，妮婭目前看似一般的過生活，但她習慣用抽離的方式看待自己。妮婭在二十歲讀到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，房思琪有愛上老師，可是妮婭沒有，她知道自己就是被暴力地對待了，而且被老師帶去給密醫做流產，父母始終以為女兒那天只是去補習。」
「在寫下這些人的故事時，我刻意把自己拉到非常後面，因為每個人的生命張力都太強烈了，強烈到我覺得——吳曉樂應該在文章裡藏起來，只要忠實呈現故事就好。」但團隊編輯提醒，讀者不會只想讀一則則悲傷或戲劇化的故事，也會想知道吳曉樂的觀點：她在這當中是怎麼想的、她扮演什麼角色？於是，第一版初稿被退了。
當時交稿後，吳曉樂剛開啟一趟歐洲旅行，心裡卻滿是交戰。一方面對於得大幅重寫難以接受；另一方面也明白，書要出版，內容得經過更多沉澱、處理，編輯必須對讀者負責。
返程時，吳曉樂第一次搭商務艙，原本12個小時的高空舒適體驗，她拿來瘋狂改稿。受訪者從未對任何人說的壓抑與記憶，被她以「吳曉樂在聽」的方式重新寫出來。「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知道她們發生過這些事的人，這份沉重，比我過去寫的任何小說都難下筆。」
大家對非虛構寫作有很高的信任，但這種信任有時也成了一種限制——彷彿一件事情「真的發生過」，才值得被關注。但有時候，人是可以再往前走一點點的，不一定非得「真實發生」；透過書寫，人可以捕捉某種抽象的經驗，那也是真實的一部分。
因此當吳曉樂請馮議徹設計書封時，特別要求：「不要直接畫一個女性的身體。可否以一些色塊呈現？彷彿代表一個人原本的位置，但中間又彼此連結。」這樣的設計，就像書中鄧九雲的獨幕劇〈正常父母〉，故事不一定真的發生過，卻能觸碰到某種生命經驗。
「如果太依賴真實的力量，可能讓沒有相關經驗的人覺得，又不關我的事。」吳曉樂說，「所以我們想把視角往上拉一點。書裡提到的情感與狀態，曾經發生在某人身上、某段人生裡，以某種形式存在過。這種模糊地帶，可以讓人多想一點，再靠近一點。」
在眾多訪談中，有些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觀。像是受訪者世景，一開口就說她早忘了做過人工流產。對照其他人心中難以釋懷的結，這樣的輕描淡寫顯得格外特別。但吳曉樂知道，必須更細緻地描寫這個案例，以免引起「不釋懷就是自己不夠灑脫」的誤解。
不過，世景的現身是重要的。早在胡淑雯的小說〈墮胎者〉裡，主角的姑姑就是這樣的角色——她直白地說「我拿過孩子」，然後話題就結束了。這次年紀最大的60歲受訪者麗詩，也是相似反應，當年她因為要出國進修，選擇終止懷孕。但多年後麗詩才發現，當時的男友、如今的丈夫，其實對這件事耿耿於懷。
吳曉樂說起對「流產」這個詞最初的印象，是小時候無意間聽到大人在說某人「拿過小孩」，大人雖然講得隱晦，卻又坦然得像在說一件平常事：「不然怎麼辦呢？」不只是童年回憶，吳曉樂讀國中時，一位朋友的媽媽意外懷孕，還開家庭會議投票該不該生，最後孩子還是生下來了。後來朋友帶著妹妹出門時，會直率地告訴大家：「這就是那個小孩啦。」
但長大後，吳曉樂發現那份坦然不見了，罪惡感變得龐大起來。也因此，編輯團隊決定將歷史的觀點納入本書。人工流產的罪惡感，與兩個時間點密切相關：一是日本文化中的「嬰靈」概念在1980年進入台灣，二是基督教勢力在台灣的興起。這些因素讓人工流產在之後的二十年間，變成一件難以啟齒的事。吳曉樂希望透過書籍的出版，推動社會討論，恢復原本那種平凡、坦然的狀態。
尤其，隨著當代的孩子有了上網發聲的能力，開始反駁「窮有窮的養法」這句話，他們形容自己是「天崩開局」（人生的競賽一開始就非常不利），這顯示文化又轉了一個彎。越來越多人不再相信「小孩帶財」，也不再說「生下來就知道怎麼養」，而是明白：如果不該生或不想生，就真的不要生。
這樣的思維轉變，不全是因為社會更加尊重女性的身體，而是開始尊重「孩子不想活得那麼辛苦」的權利。「生」這件事，不再是偉大的象徵。身為父母，別再自我感動了——養一個孩子，需要金錢、體力與意識上的覺悟。
編輯團隊也陷入書名的苦思：要直接出現「人工流產」嗎？畢竟，人工流產在書中的篇幅，比想像的少，反而更著重於討論：人如何看待生育？女性一生會經歷哪些階段與掙扎？女性從出生到老，承受的一切究竟有多沉重？
籌備時，他們從書名開始重新對焦，如那些受訪者說的：「這件事，只有你知道得最完整。爸媽不知道、丈夫不知道、朋友也不知道。」尤其是美夏說的：「每個人都像一本書，有些回憶我們草草翻頁，不忍細讀，但為了這個採訪，我重讀了被自己跳過的段落。這件事，終於不用帶進棺材了。」美夏許願，以後再提到人工流產，大家可以理解為「一個過日子的普通選擇」，女人就是把日子過下去而已。
吳曉樂說，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同一件事：這個社會很習慣開空頭支票，但她們卻真正思考過自己是否有能力履行承諾。書中這些女性的故事讓吳曉樂更加明白，「若要討論終止懷孕與否的選擇，必須鑲入女性的一生，做整體的檢視，沒有一個選擇是容易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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